5月底，三位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在IMF最新一期刊物《FINANCE & DEVELOPMENT》上發表的題為《新自由主義：已超賣》（Neoliberalism: Oversold?）的論文，罕見對“新自由主義”提出了批評。
文章一出即引起軒然大波，因為IMF可是主導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主要機構。
“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理念，以1989年誕生的“華盛頓共識”為政策宣言。後者是一整套針對當時陷入危機的拉美國家和東歐轉軌國家的政治經濟理論，提出者是美國，參與者為IMF、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
“華盛頓共識”主要包括壓縮財政赤字、重視基建、降低邊際稅率、實施利率市場化、採用具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實施貿易自由化、放鬆對外資的限制、實施國有企業私有化等十大方面。
自1990年“華盛頓共識”出籠後，美國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及其守門人美國當局，在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制向全球推行“華盛頓共識”，用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改造全世界的過程中，先後樹立了幾個樣板：
其一是拉美，特別是阿根廷；其二是90年代的俄羅斯；其三是東南亞，特別是印度尼西亞、泰國；其四是中東的埃及。其五是歐元區的希臘。那麼，這些國家在實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後，效果如何呢？
1.拉美
智利軍人於1973年推翻人民團結陣線政府之後，率先進行改革，由“芝加哥弟子”們根據貨幣主義理論重塑智利經濟。80年代中期，拉美經濟改 革浪潮再度興起。1982年後，拉美國家陷入債務危機而不能自拔。西方國家一些學者紛紛發表文章，主張拉美國家實行 “經濟自由化”改革。
1985年9月，美國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提出關於解決債務問題的“貝克計劃”，主張由國際商業銀行和多邊金融機構向發展中的重債務國提供貸 款支持，但要求債務國“必須削減政府開支，緊縮財政，開放經濟，放寬外資進入條件，鼓勵競爭，向自由市場經濟過渡，進行國有企業私有化，發揮私人企業積極 性，實行資本流動自由化。總之，債務國要進行‘綜合、全面的宏觀經濟與結構改革’”。
1989年美國政府進一步提出“布雷迪計劃”，首次同意對拉美債務國所欠債務本金給予減免，但作為條件，要求債務國進行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改革。阿根廷、墨西哥等重債國分別與美國就“布雷迪計劃”實施達成協議後，各國遂加大了結構性改革的力度。
阿根廷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阿根廷在庇隆執政時期強調政治獨立、經濟主權和民族利益，實行企業國有化、進口替代和政府調控，注重社會公正、保護勞工、 加強社會福利建設，經濟建設和社會事業獲得長足進步，社會福利居於拉美國家前列，生活水平接近於西方國家中的西班牙，被人們稱為“准發達國家”。
1900年，阿根廷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是日本的2倍，略高於芬蘭和挪威，略低於意大利和瑞典。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為 3797美元，高於法國的3485美元和德國的3648美元。但1930年發生政變以後，阿根廷結束了70年的政治穩定局面，經濟發展也受到嚴重影響。但 即便如此，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領先於日本，與意大利、奧地利和德國大致相當。
1989到1999年在卡洛斯•梅內姆任總統期間，阿根廷政府實行以對外開放為引導、以市場自由化和私有化為核心政策的經濟改革計劃，而市場化和私有化正是長期以來新自由主義所主張並大力向發展中國家推銷的經濟理論與政策的兩個基本要點。
貿易自由化
對外貿易在阿根廷國民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出口總額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5%。1989年以後，梅內姆政府對進出口管理進行改革，除藥品、食 物、國防材料及其他特殊商品須先征得有關部門的批准外，解除了大部分以前限制進口產品的限制。到1991年3月， 原材料的關稅率為0，最終產品的關稅率 降為22%。平均關稅率降低了10%。
貿易自由化政策擴大了阿根廷的進口，卻對出口造成了損害，進而又排斥了阿根廷部分已經現代化的產業。
在全球和地區市場上，由於富國貿易壁壘和巴西貨幣貶值等因素，阿根廷引以自豪的農產品價格趨於下降。結果1998年阿根廷外貿進入逆差狀態，逆差額55億美元，開始了直至今日的國際收支資本淨流出時期。
大規模私有化
梅內姆政府上台後，在1989年通過《國家改革法》和《經濟緊急狀態法》，規定對國有大型企業推行大規模的私有化運動。阿根廷的私有化綱領是經濟更廣泛開放的一整套計劃中的一個部分，其目的是想通過私有化使阿根廷成為吸引外國資本的一個熱點。
阿根廷對公共部門的私有化既迅速又徹底：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多數國有企業被賣掉。社會保障體系也部分私有化和解除管制，農業經濟也不再受官方控制，撤銷30年代成立的農業委員會。
到1993年末，阿根廷政府通過私有化得到了150億美元。
大規模私有化導致國內實際工資普遍下降，進一步從總體上弱化了阿根廷經濟。私有化並沒有帶來效率的上升，與科斯的產權理論的預言相反，阿根廷經濟的效率總體上在私有化後下降，並進一步引發惡性通貨膨脹。1989年阿根廷消費物價上漲5000%。
開放金融和資本市場
在改革中，阿根廷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不僅向外商賣光了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而且幾乎賣光了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所有國有企業，連金融銀行領域的國有企業也未能幸免，國際金融投機超級大莊家蜂擁而入。
截至2001年，阿根廷最大的10家銀行中，被外國資本控股的銀行竟達8家，致使外資銀行能夠在阿根廷全面經營阿根廷比索和美元業務，美元流通不斷擴大，阿根廷貨幣的美元化趨勢日益加深，美元存貸款業務急劇增長，政府最終失去對金融的調控能力。
金融自由化還引發外債迅速增長，使整個國家的金融活動日益處於嚴重失控狀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則成功實現了對該國經濟的控制，金融動蕩、經濟衰退險象環生。
實行比索與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制
1991年受過哈佛大學訓練的阿前經濟部長多明戈•卡瓦洛臨危受命，進行大刀闊斧的金融改革，取消政府在貨幣和外匯方面的管轄權，實行比索兌 美元1:1的聯繫匯率制度，即盯住美元，實施“美元化”的貨幣兌換政策，以強行控制通貨膨脹。應當說，“美元化”對抑制通脹產生了“奇效”，1994年阿 通脹率降到6%以下。
但比索與美元掛鈎，抬高了生產和勞工成本，以及出口成本，使阿根廷產品很難與採取浮動匯率制的巴西等拉美國家競爭。1999年巴西雷亞爾貶值 以後，與巴西貿易關係密切的阿根廷經濟受到沉重打擊。為了擺脫困境，2001年6月，阿根廷開始實行在外貿方面的特殊匯率制度，即雙軌制匯率，比索除與美 元掛鈎外，還與歐元掛鈎，把1比索兌1美元，改為兌歐元與美元的平均值。國內匯價仍然維持不變，金融市場、銀行匯兌和個人外匯買賣仍按比索兌美元1:1的 匯率。
由於歐盟是阿根廷的主要貿易夥伴，實行雙軌制匯率有利於其擴大對歐盟的出日，但同時反映了比索的變相貶值。許多阿根廷企業和居民把實行雙軌制匯率視為比索貶值的第一步，導致全國企業和居民拋售比索兌換美元。這是後來阿根廷金融崩潰的前奏之一。
改革之後，一片狼藉
2001年底以來震驚世界的阿根廷經濟危機，為實行10多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作了總結。10年盤點下來，阿根廷欠巨額外債1300多億；巨額財政赤字造成財政崩潰；社會分化、全國30%人口陷於貧困，失業率超過了20%。
阿根廷陷人財政和金融困境後，在多次登門求援中，美國除表示同情和政治支持外，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表示和舉措。在梅內姆政府時期，阿根廷在沒有 實現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達成的協議指標的情況下，通常仍能獲得新貸款。但是2001年7月阿根廷金融形勢開始惡化後，阿根廷被迫實行嚴厲的緊縮措施—— “零財政赤字計劃”。
11月底，在阿根廷無法完成該目標的情況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斷然拒絕提供計劃中的貸款。由此，阿根廷也無法獲得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和西班牙政府等預定提供的貸款（貸款額總計50億美元），從而把阿根廷逼到財政和債務破產的邊緣。
阿根廷為了執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過高要求，鋌而走險地採取了違背民意的緊縮財政措施，大力壓縮公共開支，包括削減國家公職人員工資和退休金。其結果是刺激需求措施未見成效，生產和商業指數不斷下滑。
這使得阿根廷政府從一開始採取反危機措施起，就與民眾處於激烈的對抗中，隨著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縱深發展，危機逐步演化為政治和社會危機。
就這樣，阿根廷的金融危機愈演愈烈，導致整個國家的經濟狀況迅速惡化，貧困和饑餓的現象遍及全國。
至2002年下半年，由於大批企業破產，失業猛增，失業率急劇上升到25%，社會貧困人口比重達到57%，曾經令人羨慕的社會福利水平急劇下降到拉美國家的最後幾位，最終導致全國性的社會動亂。
就這樣，這個90年代被美國當局譽為新自由主義“改革楷模”的阿根廷，一個GDP曾經的准發達國家，僅僅十幾年時間，便淪為拉美地區最貧窮的國家。
2.俄羅斯
1992年初夏，葉利欽第二次訪問了美國。與上一次出訪不同，他已不再是落難的蘇共反對派，而是新俄羅斯的最高領導人。在美國的一次演說中， 葉利欽言道，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輕的“民主國家”，來到了民主傳統悠久的“聖地”。共產主義的試驗在俄羅斯大地“一去不複返”，所有文明世界具有的東西將會 在俄羅斯“開花結果”。
在俄羅斯國內，與葉利欽遙相呼應，以自由主義先鋒加•波波夫、葉•蓋達爾等為代表的優勢輿論直言“拋棄社會主義，移植資本主義，用最資本主義 的方法改造俄羅斯”。當時葉利欽的首席謀士根•布爾布利斯宣稱，“資本主義”是目前為止人類創造出來的雖不是最理想但卻是最好的制度，俄羅斯可以大膽採 用，無需任何民族性的修飾。後被稱為俄羅斯“ 私有化之父”的阿•丘拜斯宣稱，私有制和市場是俄羅斯社會富足的惟一保證。
與政治宣傳與輿論鼓動相呼應，由“年輕改革派”組成的俄新政府也加緊制定經濟改革方案。美國經濟學家傑•薩克斯被邀擔任俄羅斯政府“ 顧 問”。與此同時，俄羅斯政府官員、智囊班子也經常飛往大洋彼岸學道取經。一批批西方自由派、貨幣主義經濟學家應邀充當蓋達爾政府的“智囊”，僅國有資產私 有化委員會聘請的西方顧問就有200多人。（張樹華，新自由主義在俄羅斯：泛起、失敗與教訓，2004,06）
以1992年初為起點，一場被稱為“休克療法”的激進變革在俄羅斯全面展開。
其內容具體包括：第一，自由化。全面放開對商品、物價、貨幣、匯率、外貿進出口等的調控和管制，大大削減乃至取消政府調控經濟的行政管理部門。
第二，國有企業私有化。大規模出售和轉讓國有企業資產，培植有產者和私營企業主階層。
第三，實行嚴格的緊縮貨幣和財政政策。
這一政策導致國有企業出現了嚴重的資金周轉困難，紛紛陷入負債經營絕境，甚至破產倒閉，結果便是有利於外資和私人資本對其進行廉價併購。
第四，把“西方化或全盤西化”作為戰略和政策的主導思想，引入和效法美國模式，向西方國家全面開放國內市場。
在推行“休克療法”的不到10年時間裡，俄羅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社會危機：經濟大幅下滑、少數人暴富，廣大民眾普遍貧困化，社會動蕩，證據混亂。1989年，俄羅斯的GDP是中國的2倍多，而10年後僅為中國的1/3。
3.土耳其
近三十年來，土耳其一直將全面私有化作為實現經濟繁榮的“主要法寶”。表面看，這一政策令土耳其受益頗多：土目前是“展望五國”和G20成員，經濟總量排世界第十七位。
然而，透過現象看本質，全面私有化政策引發的惡果嚴重而深遠。2013年5月底以來因馬克西姆廣場改建引發的持續抗議，不過是土耳其私有化政策負面效果的冰山一角。
從1984年到2001年的17年間，土耳其私有化進程緩慢而有限。這一時期主要有兩大制度性措施：一是1994年制定《私有化法》，為經濟私有化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建立了專門的私有化高級理事會和私有化管理機構。
從2001年開始，尤其2002年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義發展黨(AKP)上台執政後，土耳其私有化進程明顯加快。
2003年5月18日，埃爾多安政府啟動“土耳其私有化戰略”，將幾乎所有剩下的國有資產都列入私有化或拍賣行列，國有企業涉及能源、交通、銀行、工業、煙草、橋梁等領域，社會服務機構包括衛生、教育、住房等等。
據統計，從1985年到2009年底，土耳其共有270家公司、103家機構、22家未建成企業、8個收費高速公路、2座博斯普魯斯橋、1家服務單位、524家不動產和6個港口的國家股份被私有化，私有化收入由此大幅增加。
據統計，1986-2003年的17年間，土耳其私有化收入加起來只有80億美元，但2003-2012年的9年間，土耳其私有化總收入已達535億美元。
2004-2010年土耳其私有化收入占私有化全部收入的80%左右。埃爾多安政府已表示，2013年土耳其還將加速各行業私有化進程，計劃出售的國有資產包括電信、化工、銀行、鋼鐵、體彩、熱電等領域。
同時，電站、橋梁、公路等基礎設施的私有化進程也將逐步推進。2013年前五個月，土耳其私有化收入l4.62億美元，還有47個大項目正履行私有化審批程序，涉及金額90.33億美元。
土耳其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私有化以來，失業率急劇飈升。1990年失業人口大約150萬，2000年為250萬。2009年為350萬。也 就是說，失業人口每10年增加100萬。1990年土耳其失業率為7-8%，2000年為10%，2009年為14%。即使現在情況有所好轉，但2012 年該國失業率仍達10%。
調查顯示，工人收入在私有化後普遍降低。92%的水泥行業和87%的石化行業工人稱，被解雇後的收入水平比在國營企業工作時明顯下降。
據統計，從2000年到2013年中期，土耳其私人製造業實際工資下降19.6%，國有製造部門下降15.4%。如果以1997年實際工資指數為100，私有企業2003年實際工資指數下降到82.2。
據土耳其官方統計，在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第一階段(1984—1997年)，土耳其GDP增加125.8%，人均收入增加60.6%。但接下來的12年中，國民收入增加38.3%，人均收入只增加9.6%，年均增長不足1%。
換言之，近30年來，土耳其經濟是“有增長無發展”，經濟數量看似不斷增加，但實際人均收入卻在急劇下降。
貧富懸殊導致該國階級矛盾凸顯，由此埋下社會政治動蕩的禍根。2010年以來，塔克西姆廣場的五一節遊行示威規模越來越大，2011年有20萬工人參加示威，2012年超過60萬工人上街。而警察則是用警棍、催淚彈和橡皮子彈、震蕩手榴彈作為回應。
2013年5月底民眾大規模持續抗議發生後，埃爾多安宣稱“抗議者與恐怖主義有聯繫”，大量抓捕抗議示威者。
有評論認為，土耳其經濟模式充分顯示了資本主義的黑暗一面，它包括極端經濟自由、肆無忌憚的榨取利潤、私有化、違法亂紀、忽視工人權益、投機 資本流入等，由此造成經濟和社會狀況極度脆弱，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看不到未來，而成為引發經濟社會不穩的動亂源。一個看似微小的偶發事件，便可能釀成滔天大 禍。
4.東南亞
1991年，由美國國會議員和知名學者組成的一個代表團到東南亞國家游說，稱該地區若加快實行金融自由化、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將每年為該地區國家創造數千億美元的巨大實惠。（何秉孟，再論新自由主義的本質，2015,02）
在美國的“忽悠”下，一些國家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其中尤以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國最為積極。
從1984年6月起，泰國開始實行盯住“一籃貨幣”的匯率制度，籃子中的主要貨幣與權分別為：美元80%-82%；日元11-13%；西德馬 克6%-8%。泰國中央銀行每天公布泰銖對美元的中心匯率，浮動區間為中心匯率的正負0.2%。在此制度的安排下，泰銖對美元的匯率長期維持在25：1， 泰銖實際上盯住了美元的制度。
自從泰銖緊盯美元之後，由於美元在1985年至1994年的持續走低，泰國獲得了極大的本幣貶值效應，出口持續增長，經濟快速發展。1986 年至1994年，泰國出口增長率達到22%，經濟增長率達到9.5%。這段時期，泰國經濟始終處於高增長的盛世之中。正因如此，泰國有幸成為“亞洲四小 虎”之一。
但好景不長，從1993年開始，“互聯網革命”的興起，美國經濟出現了較長時間的繁榮。從1994年5月開始，國際外匯市場發生大逆轉，美元 對主要貨幣由貶值轉升值，美元指數持續上行。而泰國由於實行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泰銖不得不跟隨大幅走高，正是因為泰銖的升值對出口和經濟增長產生了嚴重 衝擊。
1991年-1995年，泰國出口增長率接近19%，而到了1996年急劇下降為-0.2%。1991年-1995年，泰國經濟增長率為 8.6%，1996年大幅下跌為5.9%。1994年，泰國經常賬戶逆差為89億美元，1995年為140億美元，1996年達到163億美元，分別占當 年國內生產總值的6.4%、8.5%和9.1%，遠遠超過了國際警戒線水平。
此時，泰國選擇向IMF等國際經濟組織尋求幫助。但IMF的幫助是附加條件的，即泰國需要按照IMF的要求對其國內的金融市場進行改革，才可 以獲得IMF的資金支持。而IMF、世界銀行都是在美國控制下信奉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所以，IMF對泰國改革方向的要求也就不言自明了。（何秉孟，新自由 主義：通向災難之路，2015.03）
面對不斷惡化的國際收支形勢，加之美國代表團的長期游說，泰國政府選擇放開資本市場，通過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甚至高利率政策，吸引國外資金流入，以彌補國際收入赤字。
當時泰國政府採取了兩項政策措施：一是開放離岸金融業務，推出曼谷金融安排。在此框架下，凡獲准的商業銀行均可從國外吸收存款和借款，並在泰 國境內發放外幣貸款。二是企業可以自幅度對外借款，非居民在國內和國外自由開立泰銖賬戶，進行存款、借款和自由匯兌。泰國政府的外匯管制大門從此洞開。
於是大量的國際資本流入泰國，鑒於泰銖不斷跟著美元升值，泰國出口不振，與出口相關的產業投資利潤率很低，於是國外資本大量流入了泰國的房地 產和股票市場，大幅推升了房地產價格和股票價格，最終形成資產價格泡沫。1993-1996年，泰國的房地產價格上漲了400%。泰國SET指數於 1996年1月衝高至1041.33點,創下歷史新高。
當美元進入升值通道，泰國政府已經意識到，泰銖繼續盯住美元無疑是將置“出口導向型”的泰國經濟置於死地。但是，由於擔心放棄盯住制度會造成 泰銖貶值，然後利率飈升，這會增加國內債務負擔，造成企業破產、工人失業和金融機構析不良貸款率上升，所以泰國政府希望將盯住匯率再維持一段時間，先來解 決其國內的經濟問題，再調整匯率制度。然而，國際投資者卻沒給泰國政府足夠的時間。
當發現泰銖明顯出現高估的情形時，“金融大鰐”們便預測泰銖會貶值，將其當成了獵物。
1997年3月，泰國央行宣布國內數家財務公司及住房貸款公司存在資產質量不高以及流動性不足等問題。索羅斯將其視為採取行動的信號，下令拋售泰國銀行和財務公司的股票，導致泰國銀行儲戶在泰國所有財務及證券公司發生擠兌。
就在大家因為突如其來的崩盤不知所措陷入慌亂時，以索羅斯為代表的空頭們開始大量拋售泰銖。5月，泰國政府動用了3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150億美元的國際貸款試圖挽救這場危機，但這筆數字相對數量龐大的游資而言，無異於杯水車薪。
1997年6月，索羅斯再度出兵，下令旗下基金組織出售美國國債以籌集資金，擴大“空襲戰”資金規模，並於當月下旬再度向泰銖發起了猛烈進攻。
然而，在擊破泰銖城池之後，索羅斯並不以此為滿足，他斷定，如果泰銖大貶，其他貨幣也會隨之崩潰，因此下令繼續擴大戰果，全軍席捲整個東南 亞。這股飓風瞬間席捲了印尼、菲律賓、緬甸、馬來西亞等國家。然而，與泰國類似的是，這些地區央行的救援再度陷入“彈盡糧絕”的境地。
此後的局勢發展開始變得有些無法控制：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機制，實行浮動匯率機制，當日，泰銖兌美元匯率暴挫逾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陷入混亂。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
1998年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繫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 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
對於亞洲金融危機的嚴重後果，美國政府不但毫無愧疚之意，反而公開宣稱：亞洲發生金融危機的原因在於，這些國家政府缺乏經濟管理能力；甚至指稱是這些國家政府官員的裙帶關係和腐敗使然等等。
此外，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後，美國政府袒護和縱容美國的金融投機大鰐乘人之危，在東南亞地區的金融貨幣市場上瘋狂套利套匯，蓄意加劇危機。
美國還操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先是遲遲不向亞洲有關國家提供貸款，繼而不顧有關國家反對，利用貸款提出必須進一步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等苛 刻的先決條件。在整個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美國當局的表演，將其企圖控制東南亞地區金融和資本市場的野心暴露無遺。（何秉孟，新自由主義：通向災難之 路，2015.03）
就這樣，這個在20世紀90年代前曾被廣為稱譽的“東南亞經濟模式”，在短短幾年時間裡就演化成一場毀滅性的的經濟災難，使東南亞各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蒙受了數千億美元的巨大損失，有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甚至倒退了10到20年。
5.埃及
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開始在埃及推行新自由主義。1991年，美國以免除埃及債務為誘餌，誘使其在中東的忠實代理人——時任埃級總統的穆巴拉克，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了一項關於經濟結構改革的協議，即在埃及推行新自由主義。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強制性要求包括：埃及必須實行金融自由化、私有化、解除金融管制、開放資本市場，為國外直接投資提供國民待遇等。
為了進一步實現這一改革目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90年代中期又給埃及設計了，1996年至1998年為期兩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規劃，著重實施私有化、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為此，埃及被標榜為北非和中東地區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典範。
但這個典範、同印度尼西亞及阿根廷等國一樣，經過20餘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後，出現了災難性的後果。
首先，國家經濟命脈被美英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把持。根據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達成的協議，埃及政府紀念之內便將利潤豐厚的國有企業拍賣給了國外跨國公司或本國政商界圈內人。
2004-2008年間，穆巴拉克又開始瘋狂出售埃及國有銀行。2005年，埃及商業銀行70%的股權被出售；2006年，埃及最大的國有銀行之一的亞歷山大銀行被賣給外國資本。
在銀行紛紛落入國外資本家手中的同時，埃及放棄了對資本流動的監督，並先後取消了紅利稅、資本收益稅、債券投資利息稅，埃及成為全球房地產和有價證券投機的有一個天堂。
而曾經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民族工業則日益衰落，埃及經濟成為名副其實的“依附經濟”。其次，國家財富落入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和國內一小部分私人手中，社會嚴重兩級分化。
為維護資本、富人利益，埃及政府通過稅收改革，實行單一的統一所得稅，將最高所得稅稅率從42%減為20%，這也是降低資本所得邊際稅率。與此相對應的是，工人的最低工資固定為每月不到100美元。
這些體現新自由主義所謂“效率優先”、實則“資本優先”的政策，討得了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集團的歡心，被稱譽為“勇敢的”、“印象深刻的”、“有遠見的”政策。但事實是，埃及的兩極分化日趨嚴重。
據有關評估，至21世紀初，1000個左右的富豪控制了埃及經濟的大部分領域，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90%的民眾沒有分享到GDP增長的成果，失業率不斷攀升，年輕一代沒有就業機會。光大民眾怨聲載道，社會危機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
最後，2008年肇始於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使飽受新自由主義改革之害的埃及人民雪上加霜。在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和埃及國內買辦資本的操控下， 物價失控，通貨膨脹如脫繮之馬，失業率進一步攀升，普通老百姓的實際工資水平持續下降，最終導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動（2011年1月25日開 始，由於不滿物價上漲、失業率高和腐敗等問題，埃及多個城市發生民眾大規模集會，要求總統穆巴拉克下台）。時至今日，埃及仍處於動亂的深淵之中。
6.希臘
希臘的債務危機可以追溯到希臘在2001年加入歐元區。當時的希臘早已債台高築，希臘經濟也已潛伏著深層次的危機，但為了順利加入歐元區，希臘將目光投向西方的金融機構。
以美國投資銀行“高盛”為首的西方金融機構，通過“貨幣掉期交易”等創造性會計交易手法，幫助希臘掩蓋了事實上的債務危機，為其日後爆發更深危機埋下隱患。
希臘債務危機爆發的直接觸發因素是，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宣布下調希臘主權信用評級，而實際上希臘債務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是，該國經濟競爭力 相對不強，經濟發展水平在歐元區國家中相對較低，經濟主要靠旅遊業支撐。金融危機爆發後，世界各國出游人數大幅減少，這對希臘經濟造成很大衝擊。此外，希 臘出口少進口多，在歐元區內長期存在貿易逆差，導致資金外流，從而舉債度日。
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商品跨國流動增加，推動了一些國家實體經濟的發展。但是，金融全球化也導致了信貸泡沫和資產泡沫，這才是希臘債務危機的核心，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
希臘國內的經濟發展長久以來，奉行新自由主義所主導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放寬對經濟的管制、貿易及工業的自由化、大幅削減稅額、減少公共開支， 特別是社會性支出、擴大國際市場、不再控制全球金融資金的流動等政策。正是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希臘債台高柱的狀況，也是希臘深陷債務泥淖的原因 之一。
債務危機爆發後，為避免希臘出現可能危及歐元區穩定的無序債務違約，歐盟、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意向該國提供兩輪共計2400億歐元的救助貸款，希臘則承諾實施以減薪、裁員、增稅和私有化為主的一系列緊縮和改革措施。
2012年2月，希臘議會通過了財政緊縮政策，最低工資下調22%，但享受高薪的公務員的收入僅減少10%。民眾質疑該政策旨在盤剝窮人，而對手握權力的人卻刀下留情。為表達不滿，民眾在雅典放火燒毀了城市中心的許多建築。
2011年，希臘政府公共開支縮減、並出台了一系列增加窮人稅負的政策，已經引發民眾極度不滿，希臘民眾認為，國家領導人只為自己考慮，沒有維護民眾的利益。
希臘債務危機之所以無法自拔，在於隨著全球化的發展，金融全球化使各國間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緊密相連，隨著政府對跨國間金融資金流動的放寬，面對西方以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為主導的經濟入侵，希臘毫無抵抗能力。
就在希臘整個國家即將被債務危機所吞沒的時刻，西方國家對於希臘的救援措施還是飲鴆止渴式的，這無異於向希臘債務危機上火上澆油。
結語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席捲全球。最終，美國自己也沒能躲過新自由主義的惡果——不斷放鬆的金融監管與對金錢的極大貪欲相 遇，見火即燃。再加上2010年從突尼斯開始的“阿拉伯之春”，以及之後希臘、埃及等地的危機、動蕩、衰退，人們開始對新自由主義政策進行反思，這真的是 一個可以為人類謀福祉的經濟政策嗎？事實上，一直對於新自由主義政策堅信不疑的IMF都開始進行這樣的反思了。
上述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在最初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時，根本不會想到國家和人民將會因此而飽受折磨，經歷無盡的貧苦。當他們有所察覺時，有些國家 的人民已經運用自己手中的選票，推翻了政府。與此同時，歐洲等地的左派政黨也趁機崛起……這場彌補歷史傷痛的爭鬥不知道何時才會停歇。
上述這些實行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國家，他們曾經將目標瞄向美國，希望有一天也可以像美國一樣，成為富庶之地；可是，幾十年過後，留下的只是滿眼蕭索。
Global Research 